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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人都爱户籍?

网约车管理是近来的焦点。这个纠缠了交通与安全、创业与就业、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话题,几乎每一层褶皱都被专家和群众推敲辩驳过,本不太可能有新剧情。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随着京沪等地要求网约车司机拥有本地户籍,出行问题硬生生地掰成了居住问题。
 
无独有偶,房地产飙升带来的恐慌中,各地政府祭出的定海神针,同样是限制外地人的购买权利。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事关国计民生的诸多权利和福利,在市场流动性日益增强的今天,仍然不免被身份之锚锁定,动弹不得。十八大以来中央极力推动要素市场的自由流动、可携带的社保体系建设、人的城镇化,上述举措显然南辕北辙。
 
简单谴责地方政府是不公平的。利益纠缠横陈于前,意见纷纭扰攘于侧,快刀斩乱麻、御敌于城门之外,对所有决策者都是自然选择,而户籍制度正是一个祖传的避风港。古人说,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归焉。类似情形不独户籍而然:电价形成机制不市场化,在城乡各种不容易处理的杂费,就会攀附于电价之上;土地收入列于预算之外时,地方举债融资就会咬定土地不放松;上一轮国企改革中集团公司与股份公司分立,很多剥离到集团公司的非主营业务事后很快死灰复燃。改革洼地只要存在,就会自然成长为体制复归的基石,一有机会就会开枝散叶。改革者只能像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不断把石头推上山然后再掉下来,往复不止。
 
户籍、电价和土地的故事再次证明,改革从来都是单个问题和全局问题的混合体,因此只能从顶层设计出发,周密详实,谨防有意无意出现死角。尤其是在一些基础性的领域,即使鉴于系统改造的复杂性,不能一次性改革,但应划定原有体制的边界,防止其蔓延生长,以此确保改革方向上的一致性。
 
成功的改革都是由一个个转捩点构成的。在这方面,中国决策者有太多宝贵的经验:加入WTO是这样的转捩点,意味着自由贸易的不可逆转,闭关锁国不再是一个选项;加入SDR也是这样的转捩点,预示着金融和货币体系的市场化不可逆转。须知,没有制度上的敲钉转角,多少次山盟海誓,也挡不住现实生活的苟且。
 
鲁迅曾说,人生如同蜜蜂或苍蝇,经人一吓而飞走,转了一圈,发现还在原地。改革绝不能转回原地。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16年第41期 出版日期 2016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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