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是世界性难题。贫困不仅指资源匮乏，更大的困难在于缺乏获取资源的渠道。因此，扶贫需要破解的第一个悖论在于，如何把资源输送给没有资源接口的人。这如同向一个密封的罐头注水，何其难也！

甘肃康乐县杨改兰杀子惨剧的背景正是如此。无论杨案的直接动因是什么，无法否认的是，这是一个极端贫困且被社会遗漏的家庭：扶贫建档榜上无名，低保得而复失，计生罚款连年拖欠，孩子户口迟迟不能登记，一度被幼儿园拒之门外。尽管村民都承认杨改兰家徒四壁，但精准扶贫的阳光雨露还是不能洒向她和四个孩子的悲惨世界。政府的竭力救助和最底层的基本需求，在这一个案上显得山重水远。

扶贫的另一重悖论在于，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贫困户的帽子会从“负担”转化为“资产”。在扶贫项目的感召下，前几年甚至上演过“热烈祝贺我县成为贫困县”的荒诞剧。近日证监会推出贫困县企业IPO无需排队的政策，亦招致物议。针对贫困地区的金融牌照审核，早有开辟绿色通道的先例，然而就实施效果看，却难免会被神通广大的外地资本通过工商迁册李代桃僵。扶贫的绿色通道，一不小心就会沦为权势者借以障目的护身符。近日中央纪委通报了300多起扶贫腐败案件，说明中央对此类现象有所警觉。

在民间层面，贫困还意味着话语权的缺失。只有在冲突强烈的悲剧里，贫困故事才会成为主流传播渠道的题材，然后在感喟与争吵中迅速转移焦点。社交媒体里对农村所做的“异域化”“他者化”的描述，恰恰说明贫困人群是多么边缘。毕竟，在GDP、投资、留学等主流话语里，人们很难顾及一个苦孩子对新衣服的渴望。

在大规模人口脱贫这件事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做得更好，因此更无需回避其中的艰辛与不足。摆脱扶贫悖论，其实中国已有很多现成的经验可循。首先是把激励搞对。这是世界银行前专家威廉·伊斯特利《经济增长的迷雾》一书开出的药方，针对包括政府在内的利益相关方制定出合理的激励方案，要比单纯的投资借贷和援助更为有效，同时可有效解决代理人问题；其二是保持信息透明，穿透贫困群体的黑箱，及时曝光扶贫中的不法行为，自然会带来强有力的外部约束；最后是发挥公众参与的力量。中国的富裕阶层并不缺乏怜老惜贫的传统，善加引导的话，撬开贫困的硬壳、避免惨剧的发生，并非遥不可及的神话。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16年第37期 出版日期 2016年0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