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清查地方政府隐性负债的季节。记得2014年43号文呼啸而来之际，地方融资平台一度风声鹤唳，各方纷纷建言献策、谋划出路，开正门堵后门，大有革故鼎新之意。然而，数年之后，除了置换债成功降低地方负债成本，新兴的隐性举债模式已经乘势崛起，颇有新瓶装旧酒的架式。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说得好，戒烟有什么难的，我已经戒过200多回了。

　　2009年金融海啸铺天盖地，地方上却是花团锦簇，银政合作、银信合作，抢抓机遇，大干快上，由此引发了融资平台的快速爆发。此后市场每有风吹草动，就会有新一轮的地方债务扩张，只不过名目上更加推陈出新而已，PPP、产业引导基金、政府采购，良好的初衷总难避免暗地里的偷梁换柱。按住表外，就会冒出表表外，不让担保，就用回购。这样一种易热难冷的体质，是如何炼成的？

　　在市场信用不足的时候，政府提供信用度过危机，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要义。然而，相比美欧日等国“推绳子”般的信贷紧缩，中国的地方政府作为信用支点，杠杆作用是超乎想象的。一方面，政府资源丰富，客观上确实有更强的风险承担能力。在基建和招商引资方面，短期内财务上无法承受的项目，地方政府可能有意愿主动来背。借助经济和非经济的手段，通过“虚数填实数、时间换空间”，再大的坑往往也能填平或摆平；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与政府合作，有着朦胧暧昧的相互信任和相互推托，因而极易出现代理人问题：收益归私风险归公，双方乐得心照不宣地放杠杆。事实上，地方影子债务对接影子银行，正是金融杠杆蒙眼狂奔的源动力之一。

　　靡不有初，鲜克能终。遏制地方的冲动基因，显然不是某几个部门力所能及的事情，更不可能传檄而定。调结构之难甚于保增长，在于它是利益结构的再调整。更何况，从投资导向转向服务导向，本身就是政府最不擅长的领域。而公共事务头绪繁多、目标多重，恰恰给予了基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口实，因此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

　　一轮轮的清查隐性债务、堵后门开正门，势必还将继续下去。公允地来看，地方财税改革，不可寄望毕其功于一役，只要每次能沿着财务透明、权责清晰的方向迈进一步，有着次优的帕累托改善，就足资称道了。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17年第21期 出版日期 2017年0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