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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了清查地方政府隐性负债的季节。记得2014年43号文呼啸而来之际,地方融资平台一度风声鹤唳,各方纷纷建言献策、谋划出路,开正门堵后门,大有革故鼎新之意。然而,数年之后,除了置换债成功降低地方负债成本,新兴的隐性举债模式已经乘势崛起,颇有新瓶装旧酒的架式。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说得好,戒烟有什么难的,我已经戒过200多回了。

  2009年金融海啸铺天盖地,地方上却是花团锦簇,银政合作、银信合作,抢抓机遇,大干快上,由此引发了融资平台的快速爆发。此后市场每有风吹草动,就会有新一轮的地方债务扩张,只不过名目上更加推陈出新而已,PPP、产业引导基金、政府采购,良好的初衷总难避免暗地里的偷梁换柱。按住表外,就会冒出表表外,不让担保,就用回购。这样一种易热难冷的体质,是如何炼成的?

  在市场信用不足的时候,政府提供信用度过危机,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要义。然而,相比美欧日等国“推绳子”般的信贷紧缩,中国的地方政府作为信用支点,杠杆作用是超乎想象的。一方面,政府资源丰富,客观上确实有更强的风险承担能力。在基建和招商引资方面,短期内财务上无法承受的项目,地方政府可能有意愿主动来背。借助经济和非经济的手段,通过“虚数填实数、时间换空间”,再大的坑往往也能填平或摆平;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与政府合作,有着朦胧暧昧的相互信任和相互推托,因而极易出现代理人问题:收益归私风险归公,双方乐得心照不宣地放杠杆。事实上,地方影子债务对接影子银行,正是金融杠杆蒙眼狂奔的源动力之一。

  靡不有初,鲜克能终。遏制地方的冲动基因,显然不是某几个部门力所能及的事情,更不可能传檄而定。调结构之难甚于保增长,在于它是利益结构的再调整。更何况,从投资导向转向服务导向,本身就是政府最不擅长的领域。而公共事务头绪繁多、目标多重,恰恰给予了基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口实,因此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

  一轮轮的清查隐性债务、堵后门开正门,势必还将继续下去。公允地来看,地方财税改革,不可寄望毕其功于一役,只要每次能沿着财务透明、权责清晰的方向迈进一步,有着次优的帕累托改善,就足资称道了。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17年第21期 出版日期 2017年0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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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伟

张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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