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听到关于财务自由的讨论，似乎这已成为众多中产戮力双创的“小目标”。根据好事者的精算，北上广财务自由的门槛已是天文数字。这一骨感的现实，除了越发刺激工薪白领坐立不安的神经，还帮助一些兜售财务自由速成经的先行者，毫无意外地实现了财务自由。

　　公共选择理论大师布坎南，有一本小册子叫做《财产与自由》。身为诺奖得主，布坎南并不会“鸡鸣而起，孳孳为利”地传授点石成金的秘诀，而是雄辩地告诉人们，是产权保护而不是财富本身带来自由，而自由最终会带来财富的积累：一旦进入市场和资本系统，社会因为分工而获得效率的提升，而个人丧失了自给自足的整体性，因而无从对抗外力的侵夺。只有在私有产权获得足够保护的情况下，个人才能在不公正的情势下拥有选择权和退出权。这种情势，既可能来自市场垄断，也可能来自宏观政策——尤其当人们普遍以货币形式持有财产时，通胀和资产泡沫会随时劫夺你精心打造的自由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法治环境与社会安全网等公共品的完善，才是多数人自由的后盾。

　　反观当下，焦虑情绪的漫衍，以及人们对于货币量级和不动产的迷恋，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来源于自身权利的不确定感。技术更新、知识迭代的市场压力，货币贬值和房价高企的经济周期，再加上旦夕祸福的失序心态，促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急于构筑资产的护城河。然而，现实是，绝对的财务自由总是属于少数的幸运儿，即便后者也往往别有桎梏、难言自由。这既是现代性的困境，也与转型期的断裂感有关。《外交政策》前主编纳伊姆认为，当代世界面临数量革命（人口及其寿命延长）、移动革命（信息、资本和移民）和心态革命（期望值的升高）的三重挤压，过去的科层体系被打破，带来前所未有的躁动。放诸中国，情况更为复杂，很多人宁愿追求个人财富的海市蜃楼，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绝少参与甚至破坏公共秩序的建设。这种各自为营的选择，不仅加高了安全边际的壁垒，也不期然地成为整体社会通往自由之路的路障。

　　当然，人们会说，自由的奥义深不可测，远不如财富升级来得直截了当。那么，讲个小故事吧：有位哲学家参加一场盛大的婚礼，美酒美食载歌载舞，宾主怡然如坐云端。不过，接连数日之后，哲学家最终还是难耐寂寞，和朋友讨论起尼采来——在“小康”之后，物质刺激并不一定能够战胜对精神自由的渴望。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17年第9期 出版日期 2017年03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