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势态发展之快，超过了人们的阅读速度。从一个城管的暴力执法到本  阿里出逃、穆巴拉克下台，历史洪流浩浩汤汤，势如破竹。直到遇到卡扎菲，才遇到了真正的对手。此情此景，不免让人们想起160多年前的欧洲革命。

1848年并不是最糟糕的年份。虽然“世界工厂”英国带来的通货紧缩席卷了欧洲大陆，爱尔兰土豆危机带来了人口减员，但1846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已近尾声。然而令人难以预料的是，肇端于意大利北部、激发于法国、燎原于普鲁士、暴烈于匈牙利的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革命浪潮，使得一代名相梅特涅缔造的“欧洲协同体”(Concert of Europe)瞬间崩解。在1848年的2月革命中，法国街垒战并没有遇到敌人，当时尚未四通八达的巴黎市区因其狭仄的巷道使得军队半推半就地放弃了镇压；普鲁士作为一个“拥有国家的军队”而非“拥有军队的国家”，早在腓特烈大帝时即已接受“政府是民众的公仆”这一概念，因而在群情汹汹之即，在开枪一天后即放弃了对抗，其情其景何异于埃及？早在1848年之前，梅特涅就已哀叹旧时代的宿命。义民一起，梅特涅即被解职并被迫化妆出逃。一夫作难、乱者四应，七庙倾颓，偌大的欧洲变成了民众欢乐的海洋，直到沙皇俄国的出手。

当其时也，整个欧洲的大国(Great Power)中只有英国和俄国成为了革命浪潮中的孤岛。尽管恩格斯令人信服地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但是自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自由主义传统和肇端于1832年的民主化改革，为生民开辟了上通下达的渠道，亦为经济危机的狂风巨浪提供了稳定之锚。沙俄则处于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农业经济与独裁统治使得它既躲过了外部的冲击，又拥有了强力镇压的动机和手段。对于沙俄来说，1848年革命带来的最糟糕后果就是法国的重新崛起。

在经过大革命震荡后的法国事实上已经失去了欧洲霸主的实力，但可惜的是，当时的欧洲各国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而2月革命后整个欧洲为之颤栗，无不视之为洪水猛兽。更令人丧胆的是，革命后又一个姓波拿巴的人取得了政权。这是因为法国实现了普选，由于缺乏经验和细致的构架，法国民众均把选票投给了他们唯一知道名字的候选人，即拿破仑的侄子，现代民粹主义的首倡人路易·波拿巴。后者上台后，由于志大才疏，一切都在模仿他那位伟大的叔叔，打破了欧洲1815年以来的均衡格局，恐慌推动俄国决定出兵，血腥镇压了匈牙利革命。此后形势急转直下，欧洲迎来了复辟潮，哈布斯堡家族延续了半个世纪的统治，法国恢复了帝制，俾斯麦上台后以怀柔政策则保守住了普鲁士王室与贵族的地位。当然，即便如此，各国也都进行了修宪，国会力量增强，社会保障救济都取得了长足进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并没有原地踏步。

1848年革命起于青萍之末，兴勃亡忽，令后人为之困惑不已。粗率看来，至少有三点经验可以铭记，一是自由和民主概念深蕴人心，契于机缘，其摧枯拉朽之力往往超乎想象；二是永远不要低估旧体制的力量和弹性，尤其是大国平衡力量的干预；三是历史的波浪式前进恰如K线图，跳空总会被填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