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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3万亿美元属于个人，你会选择交给谁来打理，是年薪几十万、体制内培养、有党性的官员，还是在市场上打拼出来的、身家上亿的资产管理者？
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正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央行抱怨外贸顺差创造了超出储备水平的外汇，中投公司则在积极地争取新的注资。对于央行来说，3万亿美元是烫手山芋，但对于市场的资产管理人而言，却或许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4月25日出版的财新《新世纪》披露了外储管理的新方向，即将“超出储备水平”之上的部分资金成立若干基金，专注于能源、贵金属等战略性投资。4月26日外电则称，中投公司将获2000亿美元注资。学者建言亦层出不穷，关于藏汇于民、分散投资的方案时有耳闻。这里面的利益纠葛盘根错节，注资模式讨论千奇百怪，不足为外人道。但其间释放的信号却十分明显，即外汇储备在追求更为积极的回报，更为多样化的管理形式。有业内人士甚至称，这牵涉国策的调整，即中国力图完成从出口贸易大国向投资大国的转变。
然而吊诡的是，赚钱容易花钱难，或者说加工贸易赚钱相对容易，投资产生收益则难。投资管理面对的外部不确定性远高于实物贸易，而对于内部激励约束的机制建设也要复杂得多。对于国有资产的管理，传统上一直是依赖人而不是制度，因此才有组织部门的层层审查，外人往往不得其门而入。但换个角度就很容易理解。如果这3万亿美元属于个人，你会选择交给谁来打理，是年薪几十万、体制内培养、有党性的官员，还是在市场上打拼出来的、身家上亿的资产管理者？
近年来外管局和中投公司都有市场化招聘的努力，但与海外可比机构相比，仍相去甚远。事实上，在基本机制不变的情况下，把3万亿美元切成两块还是八块，放在篮子里还是筐子里，都不可能有奇迹发生。中投公司成立之后，与外管局的分工日渐模糊，投资分配趋同，即是前车之鉴。倘若此次外储管理体制的调整成为进一步市场化的契机，当为民众之福。
对于外管局而言，更根本的困难还在于外储积累的机制。早在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就从西班牙帝国的衰落中发现了货币数量论的原理——无论如何长袖善舞，重商主义带来的国际贸易不平衡，都会不可避免地导向货币购买力的变化，无论是以汇率调整的形式还是通胀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3万亿美元的外储积累，落得捧着金碗讨饭吃，并不意外。因此，较之外储管理机制的变化，汇率形成机制的调整更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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