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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

早上10点接到朝阳区疾控中心的电话,“请问您是昨天下午乘坐XXX航班从美国回来的张先生吗?”接下来是一连串问题,确认身份、电话、住址,嘱咐每天查两次体温,在一周内尽量不要外出,“要是有急事的话,也可以去办公室,不是说绝对不能出门。”

交待几句背景,此前一周我在美国开会和出差,先是在波士顿,后是在华盛顿。出国之前虽然知道国外并没有严阵以待H1N1,但还是备了几个口罩。不过到了美国,发现除了机场的少数中国人之外,没有人佩戴口罩。就像到了草料场的林冲一样,心下兀自慢了。一位《华盛顿邮报》的同行向我解释,H1N1的死亡率很低,目前看小于季节性流感,因此美国尽管毗邻墨西哥,并没有全民动员,严防H1N1于国门、家门之外。

回国的飞机上,只有零星的几个口罩,也不坚持,一会儿戴一会儿摘,像是在调戏病菌。到了停机坪,大家兴奋起来,因为上来几个医护人员,像测酒后驾车一样,拿着小灯在乘客额头一排价照将过来。起初很顺利,但在我座位前方六七排的样子停了下来,一对母子被测出了发烧。接下来川流不息地来了几拨医护人员,先是用体温计测,后来又动用了不知什么尖端器械,最后来了两个全副武装、只露眼睛的医生,引得大家纷纷起立拍照留念。我用手机拍了两张,效果极差,就不拿出来献丑了。

接着宣布,母子二人直接被带走监护,前后三排的人也被要求登记更详细的地址和联系人,其余人就地解散。我路过时问医护人员,这算不算确诊了两例,回答是没有,只是要观察几天。

出来时还觉得庆幸,不在前后三排这个埋伏圈里,可以施施然地回家倒时差了。

就算19日上午接到电话时,也还沉浸在自由的情绪中,于是很礼貌地回答了各种问题,继续编稿。不料,到了下午,又接到朝阳疾控中心的电话,说是我后排H座的一位乘客被确诊了,因此我忝列前后三排之中,需要被隔离到京郊的宾馆观察七天。

卖糕的!

首先想自我辩护一下,我坐前排A座,这位仁兄坐后排H座,就绝对距离而言,我肯定要比他前后四五六排的人还要远,中间还隔了两个过道,为何厚此薄彼呢?难道病菌只在一个长方体而不是圆柱体的空间里流窜或衰减吗?

不过,得承认疾控中心的电话很得体,很和善,大意就是为了大家伙的利益,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吧,我说手头还有工作要做,能不能宽限则个。对方表示理解,说你收拾收拾细软,过一会儿再打电话,注意下楼的时候戴个口罩。

三个小时后,坐上了开到门口的120,威风凛凛地开出城,杀到一个叫国门路大饭店的地方,此地不远处是曾在SARS期间曾令人闻风丧胆的地坛医院,看来如果一旦有不测,即可就地解决。后来得知,全城有三家宾馆承担了隔离H1N1的任务,想来此前未必均与医院、机场密迩,是H1N1把这个产业链活生生地串联起来了。

下车前又测了一次体温,35.9度,证明来时身世是清白的。

到前台登记,领了钥匙、上网密码和一个密封性能更好的口罩,服务员还捧着一束花和一个果篮,像拥军优属一样被送到房间。

我的隔离生涯开始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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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伟

张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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