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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 晴 35.9度(体温)

昨天领到征求意见表,要求填写离开的时间、车号等等,其实就是一张获准出境的“签证”。在对宾馆的意见栏里,我犹豫了一下,写下“很好,谢谢!”四个字。

我还能说什么呢?服务人员勤勉周到,管理人员热情体贴,居住环境融洽宜人。不过,唯一遗憾的是,对甲型H1N1的判断还是一知半解。作为一名资深被隔离者,我看到的是迥乎不同的见解和态度。

在宾馆的小院子里,可以明显地分成两大阵营。一种是保守派,以老年人为主,主要活动是散步,主动和人保持距离,见到不戴口罩的人敬而远之。一种是自由派,打球、聊天、踢毽子,活力四射。对于传染源或间接传染源,有人表示非常强烈的不满,但也不乏“仇人见面,分外亲热”的场景。

这里面有性格因素,但主要是对H1N1的信息接受出现了紊乱,临床上的非致命性与防疫中的大张旗鼓构成了认知上的悖论。每个人都形成了一套将信将疑的理论。比如有人说1957年以前出生的人应该没问题,理由是经历过次年的大流感(我怀疑是搞错了,应该是指1968年流感,未加考证,不敢妄言),本身早已百毒不侵。还有人说,夏天来了,瘟疫就会望风而逃。最普遍的说法是担心H1N1与H5N1发生组合变异,那简直是比孔雀胆、鹤顶红还厉害的“七心海棠”,任你毒手药王也无计可施。也有人说防疫只是和风车作战,真得大瘟疫来了,谁也抵挡不住。

对于中美的对策差异,更是五花八门。基本可分为国情派和政治经济学派。国情派的基本看法立足于人口、医疗条件和民众心理的差异,认为中国是在争取时间,而美国无需备战备荒。政治经济学派立足于对中美形势的判断。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大局是稳定,而隔离是安慰剂;美国的最大的政治是发展,因而一切为刺激经济让路。与我同机的一位美国麻醉师的观点最为独特,她认为美国一来是无钱可治,二是让目前尚属温和的病毒任意传播,这样形成抗体,以迎接秋季以后更猛烈的暴风雨。

隔离期间看了一本很不错的政治小说,里面提到政治家的要诀就是“define your enemy before he can define himself”(在敌人自我定位之前给他定位)。想来对于政治家而言,对待病毒也是这样,不同的国家对它定位时有哪些政治考虑,不得而知。有朝一日,病毒也许自己会跳出来自我定位,只希望不是以惨重的代价。

(以上都是道听途说,不足为训,如果大家有更多的解释,不妨贴出来,欢迎科学的与伪科学的见解,虽然真理从来都是越辩越糊涂,但有趣总比无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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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伟

张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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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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