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约车管理是近来的焦点。这个纠缠了交通与安全、创业与就业、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话题，几乎每一层褶皱都被专家和群众推敲辩驳过，本不太可能有新剧情。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随着京沪等地要求网约车司机拥有本地户籍，出行问题硬生生地掰成了居住问题。

 

无独有偶，房地产飙升带来的恐慌中，各地政府祭出的定海神针，同样是限制外地人的购买权利。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事关国计民生的诸多权利和福利，在市场流动性日益增强的今天，仍然不免被身份之锚锁定，动弹不得。十八大以来中央极力推动要素市场的自由流动、可携带的社保体系建设、人的城镇化，上述举措显然南辕北辙。

 

简单谴责地方政府是不公平的。利益纠缠横陈于前，意见纷纭扰攘于侧，快刀斩乱麻、御敌于城门之外，对所有决策者都是自然选择，而户籍制度正是一个祖传的避风港。古人说，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归焉。类似情形不独户籍而然：电价形成机制不市场化，在城乡各种不容易处理的杂费，就会攀附于电价之上；土地收入列于预算之外时，地方举债融资就会咬定土地不放松；上一轮国企改革中集团公司与股份公司分立，很多剥离到集团公司的非主营业务事后很快死灰复燃。改革洼地只要存在，就会自然成长为体制复归的基石，一有机会就会开枝散叶。改革者只能像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不断把石头推上山然后再掉下来，往复不止。

 

户籍、电价和土地的故事再次证明，改革从来都是单个问题和全局问题的混合体，因此只能从顶层设计出发，周密详实，谨防有意无意出现死角。尤其是在一些基础性的领域，即使鉴于系统改造的复杂性，不能一次性改革，但应划定原有体制的边界，防止其蔓延生长，以此确保改革方向上的一致性。

 

成功的改革都是由一个个转捩点构成的。在这方面，中国决策者有太多宝贵的经验：加入WTO是这样的转捩点，意味着自由贸易的不可逆转，闭关锁国不再是一个选项；加入SDR也是这样的转捩点，预示着金融和货币体系的市场化不可逆转。须知，没有制度上的敲钉转角，多少次山盟海誓，也挡不住现实生活的苟且。

 

鲁迅曾说，人生如同蜜蜂或苍蝇，经人一吓而飞走，转了一圈，发现还在原地。改革绝不能转回原地。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16年第41期 出版日期 2016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