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肆虐，波及范围之广，管制力度之大，每天都在刷新人们的认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拿它和2009年流行于墨西哥和美国的H1N1病毒比较。时隔十年，忽然忆起自己还有一段阴差阳错的隔离经验，重新读当时的日志，发觉当下讨论的话题均曾有所涉及，诸如安全与效率选择、中西医疗观念差异，虽然视角微观、浅尝辄止，但读来也还有些许裨益。特此翻出来供居家隔离的诸位一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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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日志（一）：隔离生涯正式开始

2009年6月19日

 

早上10点接到朝阳区疾控中心的电话，“请问您是昨天下午乘坐XXX航班从美国回来的张先生吗？”接下来是一连串问题，确认身份、电话、住址，嘱咐每天查两次体温，在一周内尽量不要外出，“要是有急事的话，也可以去办公室，不是说绝对不能出门。”

 

交待几句背景，此前一周我在美国开会和出差，先是在波士顿，后是在华盛顿。出国之前虽然知道国外并没有严阵以待H1N1，但还是备了几个口罩。不过到了美国，发现除了机场的少数中国人之外，没有人佩戴口罩。就像到了草料场的林冲一样，心下兀自慢了。一位《华盛顿邮报》的同行向我解释，H1N1的死亡率很低，目前看小于季节性流感，因此美国尽管毗邻墨西哥，并没有全民动员，严防H1N1于国门、家门之外。

 

回国的飞机上，只有零星的几个口罩，也不坚持，一会儿戴一会儿摘，像是在调戏病菌。到了停机坪，大家兴奋起来，因为上来几个医护人员，像测酒后驾车一样，拿着小灯在乘客额头一排价照将过来。起初很顺利，但在我座位前方六七排的样子停了下来，一对母子被测出了发烧。接下来川流不息地来了几拨医护人员，先是用体温计测，后来又动用了不知什么尖端器械，最后来了两个全副武装、只露眼睛的医生，引得大家纷纷起立拍照留念。我用手机拍了两张，效果极差，就不拿出来献丑了。

 

接着宣布，母子二人直接被带走监护，前后三排的人也被要求登记更详细的地址和联系人，其余人就地解散。我路过时问医护人员，这算不算确诊了两例，回答是没有，只是要观察几天。

 

出来时还觉得庆幸，不在前后三排这个埋伏圈里，可以施施然地回家倒时差了。

 

就算19日上午接到电话时，也还沉浸在自由的情绪中，于是很礼貌地回答了各种问题，继续编稿。不料，到了下午，又接到朝阳疾控中心的电话，说是我后排H座的一位乘客被确诊了，因此我忝列前后三排之中，需要被隔离到京郊的宾馆观察七天。

 

卖糕的！

 

首先想自我辩护一下，我坐前排A座，这位仁兄坐后排H座，就绝对距离而言，我肯定要比他前后四五六排的人还要远，中间还隔了两个过道，为何厚此薄彼呢？难道病菌只在一个长方体而不是圆柱体的空间里流窜或衰减吗？

 

不过，得承认疾控中心的电话很得体，很和善，大意就是为了大家伙的利益，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吧，我说手头还有工作要做，能不能宽限则个。对方表示理解，说你收拾收拾细软，过一会儿再打电话，注意下楼的时候戴个口罩。

 

三个小时后，坐上了开到门口的120，威风凛凛地开出城，杀到一个叫国门路大饭店的地方，此地不远处是曾在SARS期间曾令人闻风丧胆的地坛医院，看来如果一旦有不测，即可就地解决。后来得知，全城有三家宾馆承担了隔离H1N1的任务，想来此前未必均与医院、机场密迩，是H1N1把这个产业链活生生地串联起来了。

 

下车前又测了一次体温，35.9度，证明来时身世是清白的。

 

到前台登记，领了钥匙、上网密码和一个密封性能更好的口罩，服务员还捧着一束花和一个果篮，像拥军优属一样被送到房间。

 

我的隔离生涯开始了。

 

隔离日志（二）：算一算隔离的账目

2009年6月20日 晴 36度（体温）

 

昨晚是杂志的deadline，兼之入住时天色已晚，无暇考察周边环境。早上一觉醒来，已是处处闻啼鸟了。

 

餐厅在一楼，油条、豆浆、鸡蛋一字排开，还有蔬食果品，好不热闹。大家戴着口罩打完饭即刻离开，或回房间，或到庭院里分散开来用餐。

 

走到院子里顿觉开阔，以为是要被散养了，定睛一看才发觉仍然是圈养。因为只有中间一个T字形空白地带是活动区域，周边已被围栏圈住，把花草树木隔开，这样活动者无处藏身，相信是便于看护者清查。

 

围栏之外是岗哨，攀谈了几句，听说自5月2日开始该宾馆即被征用，共有约6、70人轮岗监护，期间自然无“越狱”事件发生，巡逻人员也备感无趣。

 

应当说整个居住环境还是不错的。因为地处京郊机场附近，空气质量也好，因此有人就比较起和燕翔饭店的差异来。后者是三家隔离饭店中最大的一家（国门路居中，约容纳100多人，另一家刚刚启用，尚不知详情），可以同时接纳300人，但位于望京一带，院子要狭仄得多。

 

出于隔离需要，目前多是每人一个标准间，间或也有家庭共用一室的。电视、网络、办公桌、洗浴一应俱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空调，因为担心空气对流引发传染，另外蚊虫叮咬也不能使用蚊香，因为担心它的气味对呼吸道有影响。总之是慎之又慎，诚惶诚恐。

 

宾馆情况此前已有媒体报道，大体不离事实，只是相对老旧一些。另外有媒体报道称房间内有四种饮料，我找了一下，发现分别是矿泉水、矿泉水、矿泉水和矿泉水。

 

进来时便觉得隔离成本所费不赀，仔细算起来更觉吓人。仅此一地的住宿费和餐费就已达数百万元，按照网上的报价，该饭店标准间团价是220元/晚，早餐20元，中、晚自助餐各约在50元左右，再加上上网、电话等费用（房间里标有每天上网费用是60元，这么惊人的价格不知在非常时期是否有折扣？）。从5月2日以来已入住800多人，每人以隔离七天计，产生的直接费用就近200万元。更多的费用还应当来自管理和服务，包括公安、医院、疾控中心等人员都投入了极大的力量。目前主管这三家饭店的负责人是北京市旅游局的一位副局长，据他估计，全国目前在隔离上的花费在数千万元以上。

 

当然还有间接费用。尽管隔离条件尚属宜人，但谁会真得乐不思蜀呢？相当多的被隔离者来自国外，既有探亲访友、也有出差旅行的，往往整个行程不过一两周，一旦被隔离自然全部计划泡汤。倘若因此对差旅交通产生进一步的抑制，经济影响更难以估量。

 

花费如此大的费用来严防死守甲型H1N1是否值得，很难判断。不过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国门路宾馆在5月2 日以来接待的800多人中，只有两人被证实感染了甲型H1N1。基本上坚持了“宁可隔离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原则；二是在全球范围内官方统计有3万多病例，但一般认为已经有上百万人感染过这一病毒，其死亡率远低于季节性流感。因此如此严防死守，最终的目标是什么，目前还看不清楚。倘若出现大规模爆发，如此高昂的隔离方式能否持续也是未知数。如果抗击甲型H1N1是一场长期的持久战，目前的一草一木都不容错失的消耗战术最终的成效如何，恐怕还需要认真评估。毕竟“不惜一切代价”只能是一种修辞，在战略选择上只能是合理经济地分配资源，争取最大化的防控效果而非万无一失。

 

前面提到的旅游局副局长经常在院子里逡巡，为人们答疑解惑，这令隔离者莫不老怀少慰。他曾经担任过SARS、奥运期间的组织工作，经验丰富，政策娴熟。按照他的解释，中国与美国采取不同政策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错过了隔离的最佳时期，在墨西哥疫情爆发后，美国有大约10天没有收集相关数据，这使得疫情已经扩散，因此再施行控制已近乎不可能，加上目前死亡率并不高，因此采取了放任态度。而中国一开始就戒备森严，有条件控制疫情。二是美国的医疗条件远优于中国，全国储备有8000万只达菲，相当于每四人一只，而中国即使在北京平均下来也要大约1000人一只。在这种情况下，尽力控制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当然这种控制能持续到什么时候，副局长同志也无从判断。

 

转悠了一上午，对甲型H1N1终于有了些感性认识，并准备利用这段时间恶补一下流行病及防疫知识。毕竟对于这场疫情的严重性，各方看法并不相同。要总结出相对客观的认识，而不蒙蔽于各种主观和客观的宣传，还需要认真的调研。

 

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相信这对于流行病防疫也是同样的道理。

 

隔离日志（三）：难友的故事（上）

2009年6月21日 阴 36.5度（体温）

 

早餐时候又遇到C．W，看上去心情不错。今天他要“刑满释放”了，恰逢父亲节，可以一家人团聚了。

 

C．W是个香蕉人，生长在旧金山，一句中文也不会讲。但他父亲是第一代移民，愈老愈思乡，而爷爷奶奶都健在，所以暑期一到，冒着被隔离的风险，挈妇将雏来到北京。原定的计划是先北京而西安，再到上海、广州，最后转道香港回国，一共14天的探亲之旅。

 

C．W的父母归乡心切，早先两天过来，接下来才是C.W及其女儿。结果不想先是父母所乘飞机先发现了甲型H1N1患者，后来女儿又被诊断出了病征，这个家族的中美代表团共计15人，分别以患者、密切接触者的身份被一网打尽。如果说我算中了彩票的话，C．W一家摸到的绝对是一把同花顺。

 

雪上加霜的是，这个大家族由于是分批次隔离，甚至没能完成在隔离区的会师，而是被分别措置在燕翔饭店、国门路饭店和地坛医院。昨天下午我见到C．W的时候，他已是孤家寡人，其他亲属由于先他两天进来已然离开。当C．W孤独地啃着早餐，并和医院中观察的女儿互相激励的时候，“劫后余生”的亲友团正在奋力爬长城。

 

“我父亲是中国人，而我是美国人，我劝他看事情要正面（Positive），”C．W昨天下午和我说，想想也不是坏事，这个被太平洋隔开的家庭，虽然再次被两家饭店拆开，但好歹进行了重新的排列组合。“大家不去故宫、颐和园，待在饭店里，有更多的话可以说，这比到处跑更容易加深彼此的了解，”C．W还说，一对男女朋友形影不离地待七天，就会知道下一步要结婚还是分手，所以就当是一场内容特殊的Party了。

 

C．W的女儿最为悲惨，形单影只地躺在地坛医院。C．W起初想争取和她住在一起，但未果。“我差点和他们打起来，但事后看来他们是对的，”C．W说，医院里都是病菌，保不齐自己也会感染。女儿虽然只有14岁，但是很骠悍（C．W用的词是Strong，但我怎么听都觉得是骠悍），垒球打得好，未来的理想是当律师，所以在医院里有了实习一把的机会，基本上做到了“虽然我听不懂你的话，但我坚决捍卫我的权利”。

 

至于取消了行程中的西安、上海和广州，C．W的女儿并不沮丧，她的真实目的是去香港购物，那里才是她的天坛和皇宫。截至今天早上，一切都在朝着目标进行。周五她的咽拭子测试得到了一个阴性，如果周六再得一个阴性，她今天就可以出院了。C．W的隔离期也正好是到今天晚上11点。惟一的顾虑是11点太晚了，这个父亲节就剩下一个小时了，太不过瘾了。我建议他过美国时间的父亲节，这样可以挽救几个小时回来。

 

吃完早饭，C．W请我帮忙给医院打个电话，问问女儿的测试结果出来没有，并且憧憬能说服宾馆早几个小时放他出去接女儿。

 

这真是个糟糕的电话。她的测试结果是阳性！这意味着要至少要再过两天，并且两天的结果连续呈现阴性，她才可能出院。

 

我回过头来，看到了一副崩溃的表情。

 

隔离日志（四）：难友的故事（下）

2009年6月22日 晴 35.8度（体温）

 

接到“宣判”之后，C．W忙碌起来。

 

先是要安抚心理受到严重创伤的女儿。化验没通过不亚于高考落榜，这个小女强人再也不扮酷了。她住到医院已经是第七天了，同一病房的两个美国女孩先后出院，更是加剧了心理落差。C．W温言款语安慰了许久，舐犊之情不免令人心折。

 

接下来要和医院沟通，言语不通，只好由我代劳。医生说咽拭子检测是针对三个指标，有一个是阳性就算没通过，而她就是有一个没通过。五阴加一阳，正是“不利有攸往”的剥卦，难怪如此霉运。

 

先阴性后阳性，医生解释说可能是前一天是假阴性或者后一天是假阳性，现在的技术手段无法检测。因此只能再连续测两天。

 

C．W已经变成了一个怀疑主义者。他列出一堆罪状，第一是他的女儿一直没给用好药，只吃什么“双黄连”之类的，后来发烧才用了一次达菲；而同病房的两个上来就用达菲。我说达菲有副作用，医生可能是比较慎重。他说那是中国人的看法，我们西医上来就是狂轰乱炸。第二，女儿对很多东西过敏，医生没有问过，可能是原因之一；第三，医生换来换去，新官不理旧事，治疗方案各个不同，但都不对病人说透，“他们太在乎内部‘政治’（politics）了”。

 

我对他的医学分析并不以为然，但是对于第三条却很难反驳。我跑过很多次医院，对于多数医生的医德看法并不很负面，但是医院内部流程的衔接不畅以及责任推诿的现象，确实非常普遍。

 

然后他忽然惊叫起来，今天（周日）医生并没有给她做咽拭子检测。如果不做，即使是阴性也得不到承认啊。更糟的是，他们订的去香港的机票是周二的，如果周二不能出院，已经支离破碎的探亲计划就全泡汤了。

 

于是再打电话。索性把C．W疑心的问题都抛了出来。关于用药，医生先是说换过大夫，前面的情况不了解，接着又解释了一下，说是达菲用药是很严格的，只有两种情况可以使用，一是在感染48小时之内，二是发烧，而C．W的女儿可能这两个条件都不太具备；关于过敏问题，医生说没有任何关系。

 

关于今天为何没测咽拭子，就比较复杂了。医生说这是由疾控中心掌握的，很严格。一般情况都是提前预定好的，早上医生过来检测，第二天中午出结果。由于C．W的女儿第一次测是阴性，第二次一般也会是阴性，而且第二天的结果应该是第三天中午才出来，所以就没法预先安排第三天要不要检测。不料这次第二天的结果出来得早，本来尚有余裕决定连续做检测，但最后不知为何没做。“CDC的人也很忙，一天就来一次，我们也不好意思让他们专门为一个人来再跑一趟。”电话那端也觉得无奈。

 

一头雾水。怎么向C．W解释这种因工作衔接带来的无效率呢？我相信这些医生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都是恪尽职守的，事实上都做出了很大牺牲，很多人都连续两个多月不能回家，又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当然没有SARS那么恐怖），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解释得太多，只能增加C．W父女的烦躁情绪和不满。我于是只好说，请你们尽力帮忙吧，这一家被打击得太厉害了，拜托拜托。

 

放下电话，C．W脸色阴沉地和我从大堂走回房间，一路上他不停地说，“That’s too much, I will push them again and again.”（太过分啦，我要不停地逼迫他们）。

 

再次见到C．W已是晚饭时分，他又是一脸阳光地站在院子里。“他们今天来做测试了。我女儿虽然有一项指标是阳性，但好消息是，她感染的并不是H1N1病毒。”

 

我惊讶的说不出话来。实在不知道是医院搞错了，还是他搞错了。

 

隔离日志（五）：什么是隔离？

2009年6月23日 晴 35.9度（体温）

 

前面提到的北京市旅游局副局长姓于，从没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身形魁梧，口罩也显得尤其宽大。

 

于局长属于一望便知的干才能吏，精力旺盛，事必躬亲。有一次去打饭，他也站在对面拎着勺子给大家盛菜，由于穿着白大褂，倒也像一名有板有眼的厨师。他会英、俄、日三种语言，可惜没有日本、俄罗斯的客人和他切磋，多数时候只能秀一秀英文。

 

于局长善于做思想工作，老少通吃。一般是和老年人谈健康，和中年人谈工作，和青年人谈学习，有一次我看到他和一个混血小孩用双语打招呼，急得孩子妈赶紧解释，她还不会说话，不是没礼貌。

 

从他口中得知，北京的强制隔离是由旅游局牵头，由公安、疾控和防疫三只队伍组成。从机场开始，就有流调（流行病学调查人员）去筛查——据说在飞机上查获的病人占到了总数的28%。确诊之后由各区县疾控中心和社区管理人员去联系密接（密切接触者，包括同机抵达人员、家庭同居人员、出租司机、餐厅服务人员等等，本人即属第一类密接）。最厉害的一次，在4个小时内将100多名密接“抓捕”归案。

 

接下来这些人就被分派到三个隔离宾馆，最早的一个就是我所在的国门路宾馆，5月2日启动。我原来以为，只是我所在的一座楼和小院子被隔离，后来才知道，这只是小隔离区，在此之外还有半隔离区。这就像野生动物园一般都有两道门，作为缓冲地带不仅确保病菌不会逸出，也要防止附近的农民闯入，而且周遭都要喷洒药物杀菌。在半隔离区，驻扎着一只总数达六七十人的安保部队，24小时把守，三小时一轮岗，所以每天经常看到类于白金汉宫门前的换岗仪式。

 

此外还有一个生活区，是用来运输食物、清理垃圾的区域。所有的垃圾都被用黄色塑料袋盛装编号处理，污水、粪便则专门处理，经过几道净化测PH值合格后才放出。这样一个如临大敌的防控体系，我原以为适合于拍摄Lost(迷失)的，现在看来更适合于拍Prison Break（越狱）。

 

其实最难隔离的还是这些活人。毕竟隔离在宾馆的人都四体康健，症状全无。因此，如何防止交叉感染最伤脑筋。于局说开张三件事，清空原有房客，封上空调，员工培训。我第一次去食堂打饭，抓起勺子来就舀菜，后来被服务人员立即制止。原来所有客人都和改嫁过的祥林嫂一样不洁，捐了门槛也不能擅自动手。本来按照规定，所有被隔离人员都应该龟缩在房间，由服务人员上门提供饮食，但没有人能够承受这种禁闭。院子里总是门庭若市，看书、打球、散步、聊天的，不一而足。当然少不了国粹麻将，痴迷者中有一位九旬老妪，据传已有80年的牌龄。乖乖隆的冬，谁能禁得住这么资深的专业人士？

 

无论如何，强制隔离还是在人们的心里打下了烙印。大家聚在一起，谈得最多的还是关于H1N1的种种传闻，而不是像《十日谈》里那样讲些应当被“绿坝”掉的故事。随着隔离人数的增多，强制隔离也已经成为了社会公认的对抗流行病的思维定式。有一种说法认为无论事态如何发展，强制隔离都会坚持到国庆之后。这其实和“花季护航”的道理一样，对于决策者来说，要么不闻不问，要么强制隔离，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隔离日志（六）：出关

2009年6月25日 晴 35.9度（体温）

 

昨天领到征求意见表，要求填写离开的时间、车号等等，其实就是一张获准出境的“签证”。在对宾馆的意见栏里，我犹豫了一下，写下“很好，谢谢！”四个字。

 

我还能说什么呢？服务人员勤勉周到，管理人员热情体贴，居住环境融洽宜人。不过，唯一遗憾的是，对甲型H1N1的判断还是一知半解。作为一名资深被隔离者，我看到的是迥乎不同的见解和态度。

 

在宾馆的小院子里，可以明显地分成两大阵营。一种是保守派，以老年人为主，主要活动是散步，主动和人保持距离，见到不戴口罩的人敬而远之。一种是自由派，打球、聊天、踢毽子，活力四射。对于传染源或间接传染源，有人表示非常强烈的不满，但也不乏“仇人见面，分外亲热”的场景。

 

这里面有性格因素，但主要是对H1N1的信息接受出现了紊乱，临床上的非致命性与防疫中的大张旗鼓构成了认知上的悖论。每个人都形成了一套将信将疑的理论。比如有人说1957年以前出生的人应该没问题，理由是经历过次年的大流感（我怀疑是搞错了，应该是指1968年流感，未加考证，不敢妄言），本身早已百毒不侵。还有人说，夏天来了，瘟疫就会望风而逃。最普遍的说法是担心H1N1与H5N1发生组合变异，那简直是比孔雀胆、鹤顶红还厉害的“七心海棠”，任你毒手药王也无计可施。也有人说防疫只是和风车作战，真得大瘟疫来了，谁也抵挡不住。

 

对于中美的对策差异，更是五花八门。基本可分为国情派和政治经济学派。国情派的基本看法立足于人口、医疗条件和民众心理的差异，认为中国是在争取时间，而美国无需备战备荒。政治经济学派立足于对中美形势的判断。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大局是稳定，而隔离是安慰剂；美国的最大的政治是发展，因而一切为刺激经济让路。与我同机的一位美国麻醉师的观点最为独特，她认为美国一来是无钱可治，二是让目前尚属温和的病毒任意传播，这样形成抗体，以迎接秋季以后更猛烈的暴风雨。

 

隔离期间看了一本很不错的政治小说，里面提到政治家的要诀就是“define your enemy before he can define himself”（在敌人自我定位之前给他定位）。想来对于政治家而言，对待病毒也是这样，不同的国家对它定位时有哪些政治考虑，不得而知。有朝一日，病毒也许自己会跳出来自我定位，只希望不是以惨重的代价。

 

（以上都是道听途说，不足为训，如果大家有更多的解释，不妨贴出来，欢迎科学的与伪科学的见解，虽然真理从来都是越辩越糊涂，但有趣总比无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