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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肆虐,波及范围之广,管制力度之大,每天都在刷新人们的认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拿它和2009年流行于墨西哥和美国的H1N1病毒比较。时隔十年,忽然忆起自己还有一段阴差阳错的隔离经验,重新读当时的日志,发觉当下讨论的话题均曾有所涉及,诸如安全与效率选择、中西医疗观念差异,虽然视角微观、浅尝辄止,但读来也还有些许裨益。特此翻出来供居家隔离的诸位一哂。


隔离日志(一):隔离生涯正式开始
2009年6月19日
 
早上10点接到朝阳区疾控中心的电话,“请问您是昨天下午乘坐XXX航班从美国回来的张先生吗?”接下来是一连串问题,确认身份、电话、住址,嘱咐每天查两次体温,在一周内尽量不要外出,“要是有急事的话,也可以去办公室,不是说绝对不能出门。”
 
交待几句背景,此前一周我在美国开会和出差,先是在波士顿,后是在华盛顿。出国之前虽然知道国外并没有严阵以待H1N1,但还是备了几个口罩。不过到了美国,发现除了机场的少数中国人之外,没有人佩戴口罩。就像到了草料场的林冲一样,心下兀自慢了。一位《华盛顿邮报》的同行向我解释,H1N1的死亡率很低,目前看小于季节性流感,因此美国尽管毗邻墨西哥,并没有全民动员,严防H1N1于国门、家门之外。
 
回国的飞机上,只有零星的几个口罩,也不坚持,一会儿戴一会儿摘,像是在调戏病菌。到了停机坪,大家兴奋起来,因为上来几个医护人员,像测酒后驾车一样,拿着小灯在乘客额头一排价照将过来。起初很顺利,但在我座位前方六七排的样子停了下来,一对母子被测出了发烧。接下来川流不息地来了几拨医护人员,先是用体温计测,后来又动用了不知什么尖端器械,最后来了两个全副武装、只露眼睛的医生,引得大家纷纷起立拍照留念。我用手机拍了两张,效果极差,就不拿出来献丑了。
 
接着宣布,母子二人直接被带走监护,前后三排的人也被要求登记更详细的地址和联系人,其余人就地解散。我路过时问医护人员,这算不算确诊了两例,回答是没有,只是要观察几天。
 
出来时还觉得庆幸,不在前后三排这个埋伏圈里,可以施施然地回家倒时差了。
 
就算19日上午接到电话时,也还沉浸在自由的情绪中,于是很礼貌地回答了各种问题,继续编稿。不料,到了下午,又接到朝阳疾控中心的电话,说是我后排H座的一位乘客被确诊了,因此我忝列前后三排之中,需要被隔离到京郊的宾馆观察七天。
 
卖糕的!
 
首先想自我辩护一下,我坐前排A座,这位仁兄坐后排H座,就绝对距离而言,我肯定要比他前后四五六排的人还要远,中间还隔了两个过道,为何厚此薄彼呢?难道病菌只在一个长方体而不是圆柱体的空间里流窜或衰减吗?
 
不过,得承认疾控中心的电话很得体,很和善,大意就是为了大家伙的利益,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吧,我说手头还有工作要做,能不能宽限则个。对方表示理解,说你收拾收拾细软,过一会儿再打电话,注意下楼的时候戴个口罩。
 
三个小时后,坐上了开到门口的120,威风凛凛地开出城,杀到一个叫国门路大饭店的地方,此地不远处是曾在SARS期间曾令人闻风丧胆的地坛医院,看来如果一旦有不测,即可就地解决。后来得知,全城有三家宾馆承担了隔离H1N1的任务,想来此前未必均与医院、机场密迩,是H1N1把这个产业链活生生地串联起来了。
 
下车前又测了一次体温,35.9度,证明来时身世是清白的。
 
到前台登记,领了钥匙、上网密码和一个密封性能更好的口罩,服务员还捧着一束花和一个果篮,像拥军优属一样被送到房间。
 
我的隔离生涯开始了。
 
隔离日志(二):算一算隔离的账目
2009年6月20日 晴 36度(体温)
 
昨晚是杂志的deadline,兼之入住时天色已晚,无暇考察周边环境。早上一觉醒来,已是处处闻啼鸟了。
 
餐厅在一楼,油条、豆浆、鸡蛋一字排开,还有蔬食果品,好不热闹。大家戴着口罩打完饭即刻离开,或回房间,或到庭院里分散开来用餐。
 
走到院子里顿觉开阔,以为是要被散养了,定睛一看才发觉仍然是圈养。因为只有中间一个T字形空白地带是活动区域,周边已被围栏圈住,把花草树木隔开,这样活动者无处藏身,相信是便于看护者清查。
 
围栏之外是岗哨,攀谈了几句,听说自5月2日开始该宾馆即被征用,共有约6、70人轮岗监护,期间自然无“越狱”事件发生,巡逻人员也备感无趣。
 
应当说整个居住环境还是不错的。因为地处京郊机场附近,空气质量也好,因此有人就比较起和燕翔饭店的差异来。后者是三家隔离饭店中最大的一家(国门路居中,约容纳100多人,另一家刚刚启用,尚不知详情),可以同时接纳300人,但位于望京一带,院子要狭仄得多。
 
出于隔离需要,目前多是每人一个标准间,间或也有家庭共用一室的。电视、网络、办公桌、洗浴一应俱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空调,因为担心空气对流引发传染,另外蚊虫叮咬也不能使用蚊香,因为担心它的气味对呼吸道有影响。总之是慎之又慎,诚惶诚恐。
 
宾馆情况此前已有媒体报道,大体不离事实,只是相对老旧一些。另外有媒体报道称房间内有四种饮料,我找了一下,发现分别是矿泉水、矿泉水、矿泉水和矿泉水。
 
进来时便觉得隔离成本所费不赀,仔细算起来更觉吓人。仅此一地的住宿费和餐费就已达数百万元,按照网上的报价,该饭店标准间团价是220元/晚,早餐20元,中、晚自助餐各约在50元左右,再加上上网、电话等费用(房间里标有每天上网费用是60元,这么惊人的价格不知在非常时期是否有折扣?)。从5月2日以来已入住800多人,每人以隔离七天计,产生的直接费用就近200万元。更多的费用还应当来自管理和服务,包括公安、医院、疾控中心等人员都投入了极大的力量。目前主管这三家饭店的负责人是北京市旅游局的一位副局长,据他估计,全国目前在隔离上的花费在数千万元以上。
 
当然还有间接费用。尽管隔离条件尚属宜人,但谁会真得乐不思蜀呢?相当多的被隔离者来自国外,既有探亲访友、也有出差旅行的,往往整个行程不过一两周,一旦被隔离自然全部计划泡汤。倘若因此对差旅交通产生进一步的抑制,经济影响更难以估量。
 
花费如此大的费用来严防死守甲型H1N1是否值得,很难判断。不过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国门路宾馆在5月2 日以来接待的800多人中,只有两人被证实感染了甲型H1N1。基本上坚持了“宁可隔离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原则;二是在全球范围内官方统计有3万多病例,但一般认为已经有上百万人感染过这一病毒,其死亡率远低于季节性流感。因此如此严防死守,最终的目标是什么,目前还看不清楚。倘若出现大规模爆发,如此高昂的隔离方式能否持续也是未知数。如果抗击甲型H1N1是一场长期的持久战,目前的一草一木都不容错失的消耗战术最终的成效如何,恐怕还需要认真评估。毕竟“不惜一切代价”只能是一种修辞,在战略选择上只能是合理经济地分配资源,争取最大化的防控效果而非万无一失。
 
前面提到的旅游局副局长经常在院子里逡巡,为人们答疑解惑,这令隔离者莫不老怀少慰。他曾经担任过SARS、奥运期间的组织工作,经验丰富,政策娴熟。按照他的解释,中国与美国采取不同政策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错过了隔离的最佳时期,在墨西哥疫情爆发后,美国有大约10天没有收集相关数据,这使得疫情已经扩散,因此再施行控制已近乎不可能,加上目前死亡率并不高,因此采取了放任态度。而中国一开始就戒备森严,有条件控制疫情。二是美国的医疗条件远优于中国,全国储备有8000万只达菲,相当于每四人一只,而中国即使在北京平均下来也要大约1000人一只。在这种情况下,尽力控制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当然这种控制能持续到什么时候,副局长同志也无从判断。
 
转悠了一上午,对甲型H1N1终于有了些感性认识,并准备利用这段时间恶补一下流行病及防疫知识。毕竟对于这场疫情的严重性,各方看法并不相同。要总结出相对客观的认识,而不蒙蔽于各种主观和客观的宣传,还需要认真的调研。
 
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相信这对于流行病防疫也是同样的道理。
 
隔离日志(三):难友的故事(上)
2009年6月21日 阴 36.5度(体温)
 
早餐时候又遇到C.W,看上去心情不错。今天他要“刑满释放”了,恰逢父亲节,可以一家人团聚了。
 
C.W是个香蕉人,生长在旧金山,一句中文也不会讲。但他父亲是第一代移民,愈老愈思乡,而爷爷奶奶都健在,所以暑期一到,冒着被隔离的风险,挈妇将雏来到北京。原定的计划是先北京而西安,再到上海、广州,最后转道香港回国,一共14天的探亲之旅。
 
C.W的父母归乡心切,早先两天过来,接下来才是C.W及其女儿。结果不想先是父母所乘飞机先发现了甲型H1N1患者,后来女儿又被诊断出了病征,这个家族的中美代表团共计15人,分别以患者、密切接触者的身份被一网打尽。如果说我算中了彩票的话,C.W一家摸到的绝对是一把同花顺。
 
雪上加霜的是,这个大家族由于是分批次隔离,甚至没能完成在隔离区的会师,而是被分别措置在燕翔饭店、国门路饭店和地坛医院。昨天下午我见到C.W的时候,他已是孤家寡人,其他亲属由于先他两天进来已然离开。当C.W孤独地啃着早餐,并和医院中观察的女儿互相激励的时候,“劫后余生”的亲友团正在奋力爬长城。
 
“我父亲是中国人,而我是美国人,我劝他看事情要正面(Positive),”C.W昨天下午和我说,想想也不是坏事,这个被太平洋隔开的家庭,虽然再次被两家饭店拆开,但好歹进行了重新的排列组合。“大家不去故宫、颐和园,待在饭店里,有更多的话可以说,这比到处跑更容易加深彼此的了解,”C.W还说,一对男女朋友形影不离地待七天,就会知道下一步要结婚还是分手,所以就当是一场内容特殊的Party了。
 
C.W的女儿最为悲惨,形单影只地躺在地坛医院。C.W起初想争取和她住在一起,但未果。“我差点和他们打起来,但事后看来他们是对的,”C.W说,医院里都是病菌,保不齐自己也会感染。女儿虽然只有14岁,但是很骠悍(C.W用的词是Strong,但我怎么听都觉得是骠悍),垒球打得好,未来的理想是当律师,所以在医院里有了实习一把的机会,基本上做到了“虽然我听不懂你的话,但我坚决捍卫我的权利”。
 
至于取消了行程中的西安、上海和广州,C.W的女儿并不沮丧,她的真实目的是去香港购物,那里才是她的天坛和皇宫。截至今天早上,一切都在朝着目标进行。周五她的咽拭子测试得到了一个阴性,如果周六再得一个阴性,她今天就可以出院了。C.W的隔离期也正好是到今天晚上11点。惟一的顾虑是11点太晚了,这个父亲节就剩下一个小时了,太不过瘾了。我建议他过美国时间的父亲节,这样可以挽救几个小时回来。
 
吃完早饭,C.W请我帮忙给医院打个电话,问问女儿的测试结果出来没有,并且憧憬能说服宾馆早几个小时放他出去接女儿。
 
这真是个糟糕的电话。她的测试结果是阳性!这意味着要至少要再过两天,并且两天的结果连续呈现阴性,她才可能出院。
 
我回过头来,看到了一副崩溃的表情。
 
隔离日志(四):难友的故事(下)
2009年6月22日 晴 35.8度(体温)
 
接到“宣判”之后,C.W忙碌起来。
 
先是要安抚心理受到严重创伤的女儿。化验没通过不亚于高考落榜,这个小女强人再也不扮酷了。她住到医院已经是第七天了,同一病房的两个美国女孩先后出院,更是加剧了心理落差。C.W温言款语安慰了许久,舐犊之情不免令人心折。
 
接下来要和医院沟通,言语不通,只好由我代劳。医生说咽拭子检测是针对三个指标,有一个是阳性就算没通过,而她就是有一个没通过。五阴加一阳,正是“不利有攸往”的剥卦,难怪如此霉运。
 
先阴性后阳性,医生解释说可能是前一天是假阴性或者后一天是假阳性,现在的技术手段无法检测。因此只能再连续测两天。
 
C.W已经变成了一个怀疑主义者。他列出一堆罪状,第一是他的女儿一直没给用好药,只吃什么“双黄连”之类的,后来发烧才用了一次达菲;而同病房的两个上来就用达菲。我说达菲有副作用,医生可能是比较慎重。他说那是中国人的看法,我们西医上来就是狂轰乱炸。第二,女儿对很多东西过敏,医生没有问过,可能是原因之一;第三,医生换来换去,新官不理旧事,治疗方案各个不同,但都不对病人说透,“他们太在乎内部‘政治’(politics)了”。
 
我对他的医学分析并不以为然,但是对于第三条却很难反驳。我跑过很多次医院,对于多数医生的医德看法并不很负面,但是医院内部流程的衔接不畅以及责任推诿的现象,确实非常普遍。
 
然后他忽然惊叫起来,今天(周日)医生并没有给她做咽拭子检测。如果不做,即使是阴性也得不到承认啊。更糟的是,他们订的去香港的机票是周二的,如果周二不能出院,已经支离破碎的探亲计划就全泡汤了。
 
于是再打电话。索性把C.W疑心的问题都抛了出来。关于用药,医生先是说换过大夫,前面的情况不了解,接着又解释了一下,说是达菲用药是很严格的,只有两种情况可以使用,一是在感染48小时之内,二是发烧,而C.W的女儿可能这两个条件都不太具备;关于过敏问题,医生说没有任何关系。
 
关于今天为何没测咽拭子,就比较复杂了。医生说这是由疾控中心掌握的,很严格。一般情况都是提前预定好的,早上医生过来检测,第二天中午出结果。由于C.W的女儿第一次测是阴性,第二次一般也会是阴性,而且第二天的结果应该是第三天中午才出来,所以就没法预先安排第三天要不要检测。不料这次第二天的结果出来得早,本来尚有余裕决定连续做检测,但最后不知为何没做。“CDC的人也很忙,一天就来一次,我们也不好意思让他们专门为一个人来再跑一趟。”电话那端也觉得无奈。
 
一头雾水。怎么向C.W解释这种因工作衔接带来的无效率呢?我相信这些医生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都是恪尽职守的,事实上都做出了很大牺牲,很多人都连续两个多月不能回家,又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当然没有SARS那么恐怖),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解释得太多,只能增加C.W父女的烦躁情绪和不满。我于是只好说,请你们尽力帮忙吧,这一家被打击得太厉害了,拜托拜托。
 
放下电话,C.W脸色阴沉地和我从大堂走回房间,一路上他不停地说,“That’s too much, I will push them again and again.”(太过分啦,我要不停地逼迫他们)。
 
再次见到C.W已是晚饭时分,他又是一脸阳光地站在院子里。“他们今天来做测试了。我女儿虽然有一项指标是阳性,但好消息是,她感染的并不是H1N1病毒。”
 
我惊讶的说不出话来。实在不知道是医院搞错了,还是他搞错了。
 
隔离日志(五):什么是隔离?
2009年6月23日 晴 35.9度(体温)
 
前面提到的北京市旅游局副局长姓于,从没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身形魁梧,口罩也显得尤其宽大。
 
于局长属于一望便知的干才能吏,精力旺盛,事必躬亲。有一次去打饭,他也站在对面拎着勺子给大家盛菜,由于穿着白大褂,倒也像一名有板有眼的厨师。他会英、俄、日三种语言,可惜没有日本、俄罗斯的客人和他切磋,多数时候只能秀一秀英文。
 
于局长善于做思想工作,老少通吃。一般是和老年人谈健康,和中年人谈工作,和青年人谈学习,有一次我看到他和一个混血小孩用双语打招呼,急得孩子妈赶紧解释,她还不会说话,不是没礼貌。
 
从他口中得知,北京的强制隔离是由旅游局牵头,由公安、疾控和防疫三只队伍组成。从机场开始,就有流调(流行病学调查人员)去筛查——据说在飞机上查获的病人占到了总数的28%。确诊之后由各区县疾控中心和社区管理人员去联系密接(密切接触者,包括同机抵达人员、家庭同居人员、出租司机、餐厅服务人员等等,本人即属第一类密接)。最厉害的一次,在4个小时内将100多名密接“抓捕”归案。
 
接下来这些人就被分派到三个隔离宾馆,最早的一个就是我所在的国门路宾馆,5月2日启动。我原来以为,只是我所在的一座楼和小院子被隔离,后来才知道,这只是小隔离区,在此之外还有半隔离区。这就像野生动物园一般都有两道门,作为缓冲地带不仅确保病菌不会逸出,也要防止附近的农民闯入,而且周遭都要喷洒药物杀菌。在半隔离区,驻扎着一只总数达六七十人的安保部队,24小时把守,三小时一轮岗,所以每天经常看到类于白金汉宫门前的换岗仪式。
 
此外还有一个生活区,是用来运输食物、清理垃圾的区域。所有的垃圾都被用黄色塑料袋盛装编号处理,污水、粪便则专门处理,经过几道净化测PH值合格后才放出。这样一个如临大敌的防控体系,我原以为适合于拍摄Lost(迷失)的,现在看来更适合于拍Prison Break(越狱)。
 
其实最难隔离的还是这些活人。毕竟隔离在宾馆的人都四体康健,症状全无。因此,如何防止交叉感染最伤脑筋。于局说开张三件事,清空原有房客,封上空调,员工培训。我第一次去食堂打饭,抓起勺子来就舀菜,后来被服务人员立即制止。原来所有客人都和改嫁过的祥林嫂一样不洁,捐了门槛也不能擅自动手。本来按照规定,所有被隔离人员都应该龟缩在房间,由服务人员上门提供饮食,但没有人能够承受这种禁闭。院子里总是门庭若市,看书、打球、散步、聊天的,不一而足。当然少不了国粹麻将,痴迷者中有一位九旬老妪,据传已有80年的牌龄。乖乖隆的冬,谁能禁得住这么资深的专业人士?
 
无论如何,强制隔离还是在人们的心里打下了烙印。大家聚在一起,谈得最多的还是关于H1N1的种种传闻,而不是像《十日谈》里那样讲些应当被“绿坝”掉的故事。随着隔离人数的增多,强制隔离也已经成为了社会公认的对抗流行病的思维定式。有一种说法认为无论事态如何发展,强制隔离都会坚持到国庆之后。这其实和“花季护航”的道理一样,对于决策者来说,要么不闻不问,要么强制隔离,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隔离日志(六):出关
2009年6月25日 晴 35.9度(体温)
 
昨天领到征求意见表,要求填写离开的时间、车号等等,其实就是一张获准出境的“签证”。在对宾馆的意见栏里,我犹豫了一下,写下“很好,谢谢!”四个字。
 
我还能说什么呢?服务人员勤勉周到,管理人员热情体贴,居住环境融洽宜人。不过,唯一遗憾的是,对甲型H1N1的判断还是一知半解。作为一名资深被隔离者,我看到的是迥乎不同的见解和态度。
 
在宾馆的小院子里,可以明显地分成两大阵营。一种是保守派,以老年人为主,主要活动是散步,主动和人保持距离,见到不戴口罩的人敬而远之。一种是自由派,打球、聊天、踢毽子,活力四射。对于传染源或间接传染源,有人表示非常强烈的不满,但也不乏“仇人见面,分外亲热”的场景。
 
这里面有性格因素,但主要是对H1N1的信息接受出现了紊乱,临床上的非致命性与防疫中的大张旗鼓构成了认知上的悖论。每个人都形成了一套将信将疑的理论。比如有人说1957年以前出生的人应该没问题,理由是经历过次年的大流感(我怀疑是搞错了,应该是指1968年流感,未加考证,不敢妄言),本身早已百毒不侵。还有人说,夏天来了,瘟疫就会望风而逃。最普遍的说法是担心H1N1与H5N1发生组合变异,那简直是比孔雀胆、鹤顶红还厉害的“七心海棠”,任你毒手药王也无计可施。也有人说防疫只是和风车作战,真得大瘟疫来了,谁也抵挡不住。
 
对于中美的对策差异,更是五花八门。基本可分为国情派和政治经济学派。国情派的基本看法立足于人口、医疗条件和民众心理的差异,认为中国是在争取时间,而美国无需备战备荒。政治经济学派立足于对中美形势的判断。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大局是稳定,而隔离是安慰剂;美国的最大的政治是发展,因而一切为刺激经济让路。与我同机的一位美国麻醉师的观点最为独特,她认为美国一来是无钱可治,二是让目前尚属温和的病毒任意传播,这样形成抗体,以迎接秋季以后更猛烈的暴风雨。
 
隔离期间看了一本很不错的政治小说,里面提到政治家的要诀就是“define your enemy before he can define himself”(在敌人自我定位之前给他定位)。想来对于政治家而言,对待病毒也是这样,不同的国家对它定位时有哪些政治考虑,不得而知。有朝一日,病毒也许自己会跳出来自我定位,只希望不是以惨重的代价。
 
(以上都是道听途说,不足为训,如果大家有更多的解释,不妨贴出来,欢迎科学的与伪科学的见解,虽然真理从来都是越辩越糊涂,但有趣总比无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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